辛亥革命110周年 | 说说孙中山的“复兴梦”

（环球转载）

|作者：贺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

  10月9日上午10时，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近年来，每到“十一”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总会立起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与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画像遥遥相应。

  他是两千多年帝制的终结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新纪元的缔造者，民族危难之际“挽大厦于将倾”的拯救者。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中国带向了命运的新转折。让他的画像在今日中国的政治心脏上，见证他耗尽毕生精力所奋斗的国家安宁、社会繁华、百姓幸福一点点成为现实，是我们给予他的深切敬意。

  要知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孙先生在百余年前提出的，至今，依然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要知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亦是孙先生在百余年前说过的，至今，仍是我们洞察世界的一把尺子。

  要知道，“天下为公”是孙先生一生最喜欢写的字，其中蕴含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至今，也是我们坚守的信念。

  他的生命早已逝去，但他提出的所有这些，时至今日，均未过时。所谓伟大，正是穿透了百余年的时光，依然振聋发聩。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不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纪念孙中山，不仅是纪念那一代人的血与火，更是审视当今的中国与世界。

·央视纪录片《孙中山先生 Dr.Sun Yat-Sen》截图。

“三民主义”的蓝图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后将总部设在香港，在广州和檀香山设立分会。在他领导兴中会期间，反清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讲习所等纷纷建立，并逐渐聚集到日本。为了推翻清政府这个强大的敌人，革命派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迫切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领袖，组织建立统一的政党。留日学生中颇有影响的宋教仁提议让孙中山出面领导，得到了大家的赞同。190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一起讨论组党，将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合并共建同盟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的建立，为后来的革命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

·1906年4月，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分会，右为分会会长陈楚楠，左为分会副会长张永福。

  在此期间，孙中山立足于中国实际，结合西方社会思潮，创造了三民主义理论，为新社会规划了一幅理想的蓝图。1903年，孙中山在为东京军事训练班所写的训词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把孙中山的思想归纳成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可以概括为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权主义、避免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了他为“振兴中华”所作的理论思考。他认为外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清朝封建的异族统治，使民族矛盾居于最突出的地位。

  但是，凭着对世界的了解，孙中山清楚他所面临的任务远远超出民族主义的范畴：政治制度的重建，经济体系的创立，以及国民素质的培养，同样是刻不容缓的，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华，才能使中国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辛亥革命后的实践磨砺中，三民主义的内容有补充更改，但是，它的基本框架变化不大。三民主义理论比较彻底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当时社会最先进的、最有战斗力的思想。

  孙中山积极投身于反清的实际斗争之中，既有笔墨相向的思想斗争，也有铁血相拼的武装斗争。自1894年到1911年这17年中，孙中山经历了一再的失败，但他“愈挫愈奋”的爱国精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性格，对于革命党人拥有无限的感召力。

姗姗来迟的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2日，远在美国丹佛的孙中山，从当地报纸上看到“武昌为革命军占领”的消息，几天后，他还是从报纸上得知，革命军拟建立共和国，推举他——孙逸仙为首任总统。然而，孙中山并不急于回国，他认为疆场不是他的用武之地，外交活动才是他目前应该做的工作。他立即启程赶到美国纽约，与一些政要进行谈话后，乘船前往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在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中活动，以阻挠清政府向这些国家借外债，并为新政权谋得政治上的承认和财政上的支持。12月25日，孙中山姗姗而来，在上海登陆时，声称自己“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他的外交活动，没有成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出发前往南京。沿途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10点，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扫尽专制，确定共和”。对内为求民族的统一、领土的统一、军政的统一、财政的统一和内治的统一；对外则清除满清辱国的举措和排外的心理，持和平主义等等。在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中实现“统一”最为醒目，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当孙中山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时，国内形势十分复杂，清政府起用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以图苟延残喘，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左右中国政局的是三大派：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旧军阀，以梁启超、张骞为代表的立宪派，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

  袁世凯拥有强大的军队。清末建立新军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他把军队训练成只知“袁宫保”而不知“皇上”的私家部队，清政府担心尾大不掉，迫使袁以“养足疾”为名回家。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政府只得请出袁世凯来。袁世凯借机斡旋于革命派和清政府之间，一面劝清廷退位，一面以劝清退位为筹码，对南方恩威并施，力图取清而代之。袁世凯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说应该有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来快速平息叛乱，暗示让袁出山。英国外交大臣则明确表示除袁以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选，他将在外交上竭力帮助袁世凯。

  在南方，脱离清廷而独立的省份共有14个，其中投机的旧官僚和立宪派即占8个省。他们在清政府大势已去时，主张“和平独立”，而独立之后，他们立即着手维持当地秩序，撮合南北议和，以早日实现统一为目标。

  革命派只掌握了广东、福建、陕西、山西4省。辛亥革命前，真正起统一同盟会思想作用的是反满的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政府的共同目标下大家团结了起来。此时，同盟会内部分歧较大，以章太炎的意见最典型，他认为目前革命派的力量不足以取得全国政权，在清廷尚存的情况下，革命派应该继续与立宪派联合，而不是试图建立一党一派的政权。他的立足点是尽快推翻清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章太炎的意见颇有道理，但是，他却过分地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而且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支持。立宪派更是赞同，其首脑人物甚至写信给黄兴，提出为使军事统一，革命党自行解散。

  在和平统一的呼声中，孙中山接受了“和平”“统一”“秩序”的口号，并以放弃临时大总统为代价。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

·1912年3月25日，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前与袁世凯任命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左）合影。

民主制度的两件法宝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时称，目前民国已经建立，清室退位，民族、民权两主义均已达到。实质上承认了袁世凯政权是一个民主的政权。是什么理由让他有如此信心呢？

  孙中山相信，谁掌握政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的保障，而他在离职之前，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的两件法宝。第一件是他要求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更是法统问题。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既不是清帝私自授权于臣民，也不是超然于南京和北京两个政权之上的“第三个政权”，而是由“国民推举”对国民负责的政权。这样的总统必须服从于共和，也就是服从于共和国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孙中山的第二件法宝。孙中山在离职前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匆匆赶制了这部大法，并在他离职前公之于众。该《约法》体现了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精神；政体上采取法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确立了责任内阁制度。为了让袁世凯远离封建的巢穴，孙中山提出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南京，而不是北京。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法宝无力降服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魂魄，辛亥革命只是反封建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百年前的“开放主义”

  卸任以后的孙中山，开始周游这片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土地，广泛地宣传民生主义。他对袁世凯说，你用10年时间练兵百万，我要在10年内集资60万，建成铁路20万里。于是，袁世凯封他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欣然接受。

  面对“国穷民贫”的中国现状，孙中山急切地希望通过努力得到改进。为此，孙中山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形成他的“开放主义”。所谓开放主义，就是借用外国的资金，借用外国的人才，借用外国的生产技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但是，他的观点当时的人们很难接受，自1840年中国门户被迫打开以后，开放往往意味着丧权辱国。

  孙中山告诉人们只要操作得好，对外开放不会损害本国的主权，反而会有利于本国的强大。孙中山总结性地说：“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

  何为操作得好？孙中山指出：一方面，中国与外国交往，做到平等互利，条件是关税自主，以便于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取消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要完全服从于中国的法律。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民间的行为方式来借款。同时，款项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消费，这样，归还不成问题，使借款起到积极的作用。孙中山以兴建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借资兴办；二是华洋合股，在股份中中国应该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三是批给外国人承包，定以限期，期满后无价收回。他特别指出第三种方法最为有利。比如铁路，我们的铁路包给外国人，让他们修筑，给他们40年的使用权作为代价，所有权在我们手里，到40年后，我们就可以无偿地收回。不花一分钱，可得铁路若干，极大地使用了外资和外国的人才，同时，我们的主权也未受到一点损害，何乐而不为？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并不是无源之水，他的论断也不是情急之下的信口开河，这是与孙中山了解世界分不开的。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合资”、“利用外资”、“承包”以及“开放”之类名词是熟悉的。然而，这些字眼出自孙中山之口，能够跨过近100年的时间距离，而与我们如此贴近，不能不令人瞠目而又佩服。

探索实践民生主义

  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孙中山避而不谈政治，让许多人不解。一次孙中山对宋教仁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国家的实力日趋衰竭，外患日益逼人，这一切不是一时能解决的。如果只在政治上下功夫，只会越搞越乱，每况愈下。他认为必须从根本处着手，发展物力，使人民物质充裕，国势平衡，才能从事政治活动。

  但是，现实没有给孙中山提供实践民生主义、开放主义的可能性。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剌一案，终结了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袁世凯违法举借“善后大借款”的行径，以及免去革命派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职位的举措，迫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起反击。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各地响应，但是，在袁世凯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革命派很快处于不利地位。8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再度离开祖国前往日本，辛亥革命大致落下帷幕。

1924年的跨党合作

  1924年，孙中山的眼光投向了更远大的地方——联俄联共。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孙中山历经20年革命风雨，屡屡失败，他感慨“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恰在此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员走入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1922年9月12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集在沪各省国民党负责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中排左四为孙中山。

  1924年1月10日，李大钊一行抵达广州。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大元帅府接待了他，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手写的《建国大纲》。孙李二人首次见面，就“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国共合作随之到来，孙中山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对于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指责，李大钊明确回击：“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加入本党，是为了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对此表示支持。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月30日，即国民党一大的最后一天，李大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自此，孙中山与李大钊一起筹划，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开始了。

“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次的跨党合作。可惜李大钊于1927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国共合作被背叛孙中山遗志的蒋介石、汪精卫打破。10年后，两党再次走到一起，联合抗战，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厥大业慰英灵”。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说：“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